大家|穷愁潦倒时,我如何“卖猪”筹措生活费

书不重要,钱比什么都重要。
撰文/周成林,作家、译者 前些年出书,不论写的还是译的,出版社通常会有十册上下的样书赠送。这些样书,除了自留一册,我都送给朋友或熟人。免费书谁不喜欢,而且还是签名本,所以很快送完。 去年,我出了两本译作。第一本是过了国际版权期限的儿童艺术史,一套三册。前年接下这宗翻译活,纯为赚些还算不低的翻译稿费。书出版前,预付的大部分稿费却已花完,用于房租等生活开支。 去年年中,书出版了,拿到五套样书,很快送出四套。跟以前送书不同,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签名送书帖,不是白送,而是以书易物,换茶、换酒或换一餐饭,用我的话说,骗吃骗喝。的确也如期换得茶叶若干,苏格兰威士忌一瓶,还有两三顿暴饮暴食。对于送书者和得书者,皆大欢喜,双赢。 去年出的第二本译作,是已故英国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中期故事集《猪的土地》(Pig Earth),写的上个世纪中叶,现代化和消费主义对西欧传统农业和乡村生活的侵蚀。我喜欢伯格这本书,尽管翻译稿费不到上面那套儿童艺术史的一半。全书将近十万字。 上前年初夏开始,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译完,很满意自己的译文,而且自信心爆棚,觉得是我迄今译得最好的一本书,就像另一位译者后来读到《猪的土地》,让编辑转给我的话所说:“看了译本,实在觉得周老师译得好,是比由我来做更好,他简洁、纯净、朴直的句子传乡村生活之神。……谢谢他带给我们符合我心目中向往的汉语版《猪的土地》。 去年十月,《猪的土地》总算出版了。上前年,出版者预付的该书大部分翻译稿费,当然也已花完。不幸的是,这本译作出版前夕,猪肉涨价了,譬如我喜欢光顾的一家味道不错的苍蝇馆子,青椒肉丝从一份十八元涨到二十二元。 前年到去年,我多数时间都在省城的洞洞舞厅鬼混,尽管入难敷出,写了却有差不多十万字,名为《爱与希望的舞厅》,完全可出一本新书。书当然出不了,这些文字,绝大部分也难正式发表。 猪肉涨价,二十二元一份的青椒肉丝可以不吃,要命的却是,虽然自己很希望能像前一阵网上疯传的那位网友“不想努力了”,紧要关头有富婆搭救,但我没有富婆搭救,要是再不努力,我又将面临新一轮的经济危机。 约翰·伯格当然不会想到,他的这本《猪的土地》,竟然可以搭救一位穷愁潦倒和“人生规划”极有问题的中译者。猪肉虽然涨价,《猪的土地》却在这个时候出版了。太好了。还没拿到样书,我就有了“卖猪”的打算。 这次,为了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活下去,我最需要的,肯定不再限于“骗吃骗喝”,而是“骗钱”。钱更重要,因为很快,我又得付下一季度房租;出血几大千,就像电梯广告说的,你会有“余额恐慌症”,除非赶快“卖猪” 但是,“卖猪”,总不能随便摆个地摊吧。“罗马”街头,不时有卖唱者、小贩或是摊开一堆证明文件跪在甚至盖着被子睡在人行道上要钱的苦主。你只要摆出想做一点小生意或乞讨的架势,不出几分钟,骑着电动车的城管叔叔,马上就来请你走人。 还好,我有微信公众号,我可以盖着被子,不用跪,舒舒服服躺在公众号上,摊开我的微信收款二维码或打赏按钮,当然,还有我要卖的“猪”。 十一月初,《猪的土地》十册样书寄来“罗马”。依照翻译合同,我用译者购书六五折的价格,再买了十头“猪”。想到身边还剩一套上面提到的儿童艺术史和另一套译作(其中一册,收录我翻译的毛姆东南亚游记部分章节),本来自留,决定还是不留。书不重要,钱比什么都重要。 “周成林译著出版,卖译者签名书筹措生活费”,这是那天早上,我给自己在微信公众号“卖猪”找的由头,也跟“罗马”街头下跪或睡在人行道上的苦主异曲同工。除了另外两套书以原价签名售出,《猪的土地》官方定价五十二元,我的基本卖价则是签名本一百五十元,上不封顶,就像当时我写的:“依照现在的猪肉价格,大约等于五斤猪肉。”我也“欢迎并多谢读者自愿以多出基本售价的金额帮助译者”。 为了把这二十头“猪”卖出去,我引用了约翰·伯格这本书中的一段话,权当“促销”,自认也是他所写到的“落后者”,并请读者跟我这样的“落后者”团结一致:“资本只有不断自我复制才能存在;它现有的存在取决于它未来的实现。这是资本的形而上学:信誉(credit)一词,指的不是过去的成就,只是未来的期待。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是在预示一个世界体系的到来,并被转化成消费主义的实践。同一种形而上学,也把因为这一体系而陷入贫困的所有人归为落后一类(亦即带有过去的烙印和耻辱)。这个三部曲的撰写,是为了跟所谓的‘落后者’团结一致,不论他们住在乡村,或被迫移居大都市。” 万万想不到,最多半天,二十头“猪”,还有另外两套书,一售而空。跟我这个“落后者”团结一致的,既有新旧朋友或熟识,更有素不相识的读者。那天上午到下午,我就像个忙碌的微商,午饭也来不及吃,手机几乎随时都有短信、留言或收款。有的读者完全不问就微信扫码付款,有的读者问过之后立刻付款。 一位读者,先是八百元直接微信付款,然后才说她要买一头“猪”和另外两套书;另一位读者,先于前者两三分钟拍下,但没来得及付款,因为我的忙中疏忽,很是恼火,短信说我“不守信用”,一气之下不买了,即使我再三解释和道歉。除了这一桩小小的不愉快,一切顺利,不仅卖完,还有十来位读者预定了十来头“猪”。 一个星期后,我第二次在公众号卖猪,由头只换了几个字:“周成林筹措生活费,第二次售卖签名译作和著作。”这一次,我还是依照翻译合同的译者购书优惠条款,再买三十头“猪”,售价跟第一次相同,依然上不封顶,并且“高价”搭售身边多余的一册非虚构文集,也就是我的《爱与希望的小街》,还有另一本绝版译作《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 我的“卖猪软文”写道:“扣除读者预订的书,我现在大概还有十一册到十五册《猪的土地》有待售卖。”想到“奇迹”岂能重演,我也给自己预留了一个避免尴尬的台阶:“一鼓作气,再鼓而竭。卖不完或卖不出去怎么办?那我只好留着,慢慢卖。” 万万想不到,“奇迹”可以重演。最多半天,第二批“猪”,还有“高价”搭售的另外两册书,一售而空,而且依然还有读者不时询问或“下订单”。我依然忙得或分心得像一个淘宝微商,不时回复“买家亲”的咨询,确认“订单”,从省城朋友开的小书店补货,等等。 赚钱是快乐的,收款是快乐的,收到不买书的读者打赏更是快乐的。 一位朋友用一千元买了一头“猪”,一位温州读者用一千元各买两本书,一位不买书的读者打赏了两百元……我既开心又不安,百无一用是书生那样的不安,自己如此醉心赚钱收款,以后还能不能静下心来写东西?但我明白,这终究是“奇迹”,即使一而再再而三,“奇迹”终究会有尽头。 两次“卖猪”之后,我的“余额恐慌症”终得缓解,走到那家苍蝇馆子,也再度有了叫一碟二十二元青椒肉丝的“底气”或“豪气”。然而,钱是用来花的,对于生财之道极为有限的穷人,钱通常只会愈用愈少;“余额恐慌症”,更是穷人最易患上的绝症。 半个多月后,也就是去年十二月下旬,听从二三朋友的忠告,我打算继续卖下去,把自己的三本书(著作《爱与希望的小街》,译作《猪的土地》和《客厅里的绅士》),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长期“高价”售卖,这样也多一个经济来源。 正如我的长期卖书“软文”所写:“这三本书,都是个人相当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劳作成果,不论写作还是翻译,都曾精雕细琢,付出心血。……卖自己的书,并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哪怕‘投机倒把’,没有什么难为情。 周成林著作 《爱与希望的小街》(图左),译作《猪的土地》(图中)和《客厅里的绅士》(图右) 想到小本生意,这三种书,我总共进了三十册(一样十册),真的打算或预计慢慢卖,毕竟,人要知道分寸,不可贪心。况且,这两年,我也一直顽固坚守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立场,只要下一季度或下下一季度还能交上房租,就得过且过,尽管始终摆脱不了“余额恐慌症”;在约翰·伯格写到的“资本的形而上学”之下,穷人难有未来,只能过好今天。再说,两次躺在公众号上“卖猪”,我至少赚到两个季度的房租,加上“卖猪”带来的其他“效益”,支撑一年,应该没有问题。 万万想不到,“奇迹”第三次出现。这三十本书,售价跟第一次相同,依然上不封顶,短短十天,依然一售而空,哪怕跟前两次不同,我一边“守株待兔”,一边告诫自己,卖不完不要紧,然而还是卖完了。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打算长期售卖的三十本书,还剩最后三册。这一天,一位深圳的朋友,好几年前就已“认识”(尽管不曾见过),曾是媒体从业者,写过电话采访我的文章,买了我的两本书。然后,看到我在微信朋友圈发的最新“库存”:“只剩一本‘猪’了,看看今年能不能清仓。”这位朋友随即留言:“相信群众,我保底。” 有些反高潮(anticlimax)的是,到了去年最后一天,这头“猪”真的还没卖出去。当天下午,“保底群众”微信问我:“那本卖了吗?”我说没有。她立刻发来一个红包,她要了,让我寄给她的妹妹。当我谢谢她的“保底”,她回复说:“说到做到。” “我觉得我看重的不是书,而是您的态度。”这是我第一次“卖猪”时,很多令人感动的留言或短信之中,一位陌生读者的留言。我猜,帮我“清仓”的这位“保底群众”,还有所有买书的人和不买书也打赏的人,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尽管我只是尽可能想以自己的方式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