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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腾讯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文/赵威 今天,是第15个“中国航海日”,也是郑和下西洋615周年纪念日。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三分之二,大国崛起,离不开海洋。正是郑和下西洋,拉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在当时都是无可匹敌的,其第一次航行要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早近一个世纪,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个多世纪,然而,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相比,其影响却远远小于后者,造成这种历史地位悬殊的原因何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何在? 关于下西洋目的,三种最流行的说法 长久以来,关于郑和下西洋讨论最多的,莫过于明朝政府的目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寻找建文帝踪迹、联合印度抗击帖木儿、发展海外贸易充实国库等。 “寻找建文帝踪迹”,是流传最广的说法,就连《明史》都采用这一说法,《明史·郑和传》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当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造反,夺了侄子建文帝(惠帝)的皇位,1402年6月13日,燕军攻破都城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踪,宫中传闻其自焚而死,或由密道逃出。建文帝是死是活,都是朱棣的一块心病,毕竟他屁股底下的那把龙椅,来得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朱棣不可能不关心建文帝的下落。但是,这绝不可能是他派郑和下西洋的终极目的,顶多是初期的一个附带目的。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国时的永乐九年(1411年),明朝已经解除了漠北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南边疆安南等国对明朝的威胁,国内政治经济实力也更为强大,这时的朱棣已不再担心建文帝复辟,但他派郑和下西洋的行动并没有终止,况且以后的航行远达非洲,建文帝不可能跑到非洲去。 “联合印度抗击帖木儿”说。这种说法依据的是,成吉思汗的后继者、察合台汗国大汗帖木儿,于永乐二年(1404年),率领数十万大军进犯明朝,声称是为蒙元兄弟复仇。据《明史》《明实录》记载,此事虽是史实,但不足以成为郑和下西洋的理由。一是,朱棣得到帖木儿大军东犯的消息后,并没有当作大敌对待,只是命令甘肃总兵多加防备,在谕旨中说:“彼未必敢肆志如此,然边备不可怠。”意思是,帖木儿虚张声势,未必敢真的来战。朱棣只是对其有所警惕,但没太当回事儿,也没派遣大军进行军事部署。二是,在郑和下西洋到达印度之前,中印之间并没有政治上的任何联系,况且这时的印度,已经在1398年被帖木儿攻陷,亡了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对明朝来说,没有值得联合的战略帮手。所以,此说不能成立。 《郑和航海图》局部 “发展海外贸易充实国库”说。持此论者认为,明朝已经出现了手工工场,商品经济开始发展,需要打开国外市场,让百姓发财致富,增加国库收入。然而,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例证,不但不为充实国库,而且恰恰相反,对于来华贸易的“蛮商”一律免税。为了推行朝贡政策,怀柔远人,换来海外各国对明朝宗主国地位的认可,大力推行“厚往薄来”政策,以高出市价数倍的价格购买当地产品。对本国百姓,几乎终明一代,严禁下海经商,后期也只限广州一口进行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的终极目的:“共享太平之福” 那么,郑和下西洋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要知道,郑和前后共七次下西洋,时间跨度近30年之久,其目的不只一个,每次目的都各不相同。七下西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405年7月11日第一次下西洋到1411年第三次下西洋归来。这一时期,郑和船队没有驶出东南亚、南亚一带,因为这时的明朝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郑和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去的,当然也附带考察“疑惠帝亡海外”的问题。当然,还要为下一步往西航行,建立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第二阶段是从1412年第四次下西洋到1431年第七次下西洋归来。这一时期,则是在解决了与海外各国之间一系列矛盾基础上,着重发展与亚非国家的友谊,与海外国家“共享太平之福”,使国内政治安定与经济繁荣得到进一步保障。 明朝建立后,在东南亚、南亚一带陷入困境,失去威信。 首先,南洋一带的反明势力十分猖獗,这些反明势力,有元朝余孽,有方国珍、张士诚余党,也有东南一带豪强。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后,胡惟庸及其党徒,为了颠覆明朝,不惜向北与蒙古私通,向南勾结倭寇,企图“借兵助己”,来个里应外合。这是明朝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尤其是胡惟庸勾结400倭寇,藏火药刀剑诈贡,活动之猖獗,阴谋之险恶,对皇权已构成现实威胁。其次,明朝的海禁政策,则断了宋元以来东南沿海富商海外贸易的财路,导致武装走私问题严重。 除了明朝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矛盾,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也存在各种矛盾,国际局势混乱。主要有:安南(越南)与占城(古国名,今属越南)之间的矛盾、满剌加(马六甲,今属马来西亚)与暹罗(缅甸)之间的矛盾、爪哇(今属印尼)与三佛齐(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之间的矛盾、锡兰(今斯里兰卡)与邻国之间的矛盾。 郑和七下西洋路线图 郑和下西洋所要解决的一系列国际问题 安南问题,是东南亚最突出的问题。本来,从宋朝开始,安南陈氏掌权,藩属于中国。洪武二年,陈氏遣使来中国朝贡,请求封爵,明太祖封其为安南国王,两国相安无事。建文二年,安南国相黎氏发动兵变,夺取政权,自立为王。黎氏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往南攻击占城,往北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广西、云南一带,对明朝政府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安南成了中南半岛及中国西南边疆的不稳定因素。永乐二年,安南假意迎接在中国避难的陈氏王族唯一幸存者——陈天平归国为王,并表示与占城修好。明成祖不知是计,永乐四年,派遣五千大军护送陈天平归国复位。他们进入安南境内后,被安南十万大军围困,陈天平被杀,明军大败而归。此事让朱棣深感震怒,决意兴师问罪。几番征战,抓获黎氏贼首,但其余孽还不断叛乱,直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才将黎氏残余势力肃清。 爪哇问题。在南洋群岛,元朝曾经派兵远征爪哇,使中国与爪哇的传统友谊受到很大损害,明朝建立后,没有积极恢复与爪哇的友好关系。当时,爪哇在南洋诸国中力量最强,已降服三佛齐国。但三佛齐不甘心受其奴役,遣使来中国,请求明朝册封。这样,三佛齐与爪哇旧的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因明朝变得更加尖锐。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朝派出使者,对三佛齐王授印,结果被爪哇诱杀。而大明天子却不能问罪,这样,爪哇就更不把明朝放在眼里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至爪哇,属下被无辜杀害,郑和船队自带护卫大军,打算兴师问罪,爪哇国王害怕了,赶紧遣使谢罪,并承诺送上黄金六万两以赎罪。但是,郑和前脚走,爪哇国王后脚就不认账了。眼看爪哇这副德行,不收拾不行,朱棣命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再到爪哇问罪。爪哇国王一看,明朝还真是厉害,说来就来,这下才有所慑服。鉴于此,朱棣以怀柔远人为上策,正式和爪哇建立朝贡关系。爪哇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满剌加问题。满剌加原本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永乐三年,明朝曾赐给满剌加印信,封其酋长为国王,这样,满剌加就取得了与暹罗平等的地位。结果,招致暹罗不满,出兵夺其印信。为此,郑和下西洋来到满剌加和暹罗,一面告诫暹罗不得无理取闹,还给满剌加印信,一面为满剌加国王举行正式加封仪式,赐予大明冠带袍服,建碑封城。从此,暹罗不敢再来骚扰,满剌加在中国支持下,获得独立发展117年之久。 锡兰问题。郑和下西洋前夕,中国不但与东南亚列国关系遭到削弱,在南亚同样不顺利,外交活动瘫痪。永乐三年,有一支中国佛教徒队伍,来锡兰佛齿圣坛进献香火,遭到国王虐待。锡兰史籍记载,中国佛教徒受虐待后,“明成祖怒王之暴行,欲重振已坠之国威,故遣和率舟师远征也。”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来到锡兰,针对国王不敬佛法、虐待国人一事,劝其改邪归正,但是事与愿违,对方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欲加害郑和,郑和识破其阴谋后,脱身离开。第三次下西洋,再来到锡兰,锡兰国王派出五万人部队,分兵进攻郑和船队。郑和临危不惧,以智取胜,最终生擒国王及其儿子,将其带回中国。永乐九年六月,郑和向朝廷献俘,朱棣为收买锡兰人心,予以赦免。此后,郑和又把锡兰岛附近猖獗的海盗打击殆尽,南亚临海诸国,咸服明朝。 可见,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重树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威信,重建地区和平稳定局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建立远洋航行的据点。古代,海上航行,尤其是大型船只的远洋航行,主要靠风帆的力量,这就得遵循季风航行。往返于中国与阿拉伯诸国之间,一次季风只能航行一半,中途必须停留,等待来年的下一次季风。从中国出发,需要在爪哇一带停留,郑和选择了满剌加;从阿拉伯诸国返回,需要在印度南部一带停留,郑和选择了古里。其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的终极目的基本达到。 郑和之墓 郑和三下西洋的同时,朱棣亲征漠北,这样,南北方的威胁都得到解除,明朝开始进入鼎盛时代。因此,从第四次下西洋开始,没有了后顾之忧的郑和船队,每次都远航至阿拉伯及东非等遥远之国,最远到达赤道以南、马达加斯加岛。那些位于“绝域”的国家,不远万里,纷纷来朝,甚至很多国王亲自来到明朝,表示臣属。这是前无古人的盛事,明朝统治者的抱负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郑和下西洋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结果之迥异 郑和下西洋虽然比“地理大发现”早了近一个世纪,而且把中华文明远播到亚非地区,密切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它没能像“地理大发现”那样,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促进人类历史发展,更没有迎来资本主义曙光。结果之所以迥异,是因为动因不同。 纵观郑和下西洋每次到达各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开诏”。所谓“开诏”,就是宣读皇帝诏书,内容大同小异:大明是天朝上国,大明皇帝是奉天承命统管天下的天子,四方藩夷要遵照大明皇帝说的去做,不可以恃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第二件事便是颁赏,封赏各国,赐予国王印信,及各级官员冠服等。第三件事,才是贸易交流,做亏本买卖,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贸易方式,是不可能长久的。 麦哲伦环球航行路线图 明朝派郑和大规模远航,尤其是后四次远航,只为宣扬国威,未能带动经济贸易的发展。明宪宗时期,曾有大臣直言不讳地指出:“三保下西洋,费粮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没有把经济利益放在重要地位,大大加重了明朝政府的财政负担,遭到越来越多的朝臣反对。1424年,明仁宗听从建议,罢西洋宝船。到明英宗天顺年间,竟然把当年所建立的庞大船队,以及开辟的海外航线,作为“弊政”予以废除。加从此,中国的航海事业一落千丈,上海禁政策,国门也为之紧紧关闭,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